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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昆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時，國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概念幾乎還一無所知。

2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成為入選世界級“非遺”項目最多的國家。總體來看，國內非遺保護法律法規體系日趨健全，項目名錄日益豐富，保護水平持續提升，“活化”利用生命力旺盛。

在浩瀚無垠的中國傳統文化序列中，非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其20年的發展歷程，卻極為典型地濃縮了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產業從懵懂不自知，到逐漸覺醒、起勢、成長的過程。

這個過程里，有經驗，也有教訓；有絢麗，也有灰暗；有高歌猛進，也有跌跌撞撞；有個人的心血，也有時代的眼淚。

在覺醒的年代，從來沒有一帆風順。大歷史觀告訴我們，置于一段時間跨度之中去考察，歷史的進程時常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特點，其中的迂回挫折幾乎難以避免。覺醒即意味著向前看、向前走，只要向前，終見光明。

覺醒：從外部驅動到內生動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概念，正式出現的時間比較晚，也就最近十幾年的事。

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建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決議，當時的概念里還沒有“文化”二字。2001年，評選出了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其中包含了中國的昆曲。2003年又評選了第二批，包含中國古琴藝術。

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自此傳播開來。此前評選的“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后來也被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

當時，這些名單并不是各國自主“申報”的，而是由聯合國的專家們在全世界范圍內反復研究甄選出來的。第一批只有19項，第二批28項。的確是優中選優。

兩次被選中，證明中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上有充分的優勢。也正是這種來自外部的肯定和驅動，讓國人開始更加聚焦地關注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問題。

但這并不是說，在2001年之前，國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沒有進行保護工作。在此之前，尚未誕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更常見的是以民間文化、民俗文化，少數民族歷史、語言、風俗、藝術等形式出現的。我國也在逐漸加強對這些傳統文化形態的保護，比如，2003年1月，當時的文化部和財政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文化藝術聯合會還共同啟動了“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

但缺乏一個集中的抓手，這些保護工作相對比較零散，保護效應也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2003年10月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通過后，為全世界所廣泛認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就成了該項工作一個最好不過的抓手。

《公約》通過后不到一年，2004年8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審議批準我國加入《公約》。同時，全國人大還把正在研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草案）》，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

自此，我國非遺保護傳承工作駛上了自驅的快車道。從外部驅動到內生動力，是一個非常迅速、流暢、水到渠成的轉變。非遺的進程史表明，一個更開闊的全球視野、更全面的世界視角，往往更有利于推動內部工作。這可能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依然有極大的啟示價值。

制度：局部到整體，全國+地方

在我國非遺保護中，一直存在“官方”與“民間”兩條線。這兩條線是相輔相成的，很多時候也是相互啟迪、相互促進的。但同時應當承認，由于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非遺形態廣泛且零散分布以及制度體制的現實特點，自上而下的官方保護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非遺保護制度體系的建設是官方保護路線中極其重要的一環。站在20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線上回顧，這套制度體系對于整個非遺保護工作來說意義重大。

這套制度的建立過程有兩個特點：從局部到整體，全國與地方并行。

非物質文化遺產涵蓋面非常廣，包括傳統工藝、民間文學藝術、民間習俗、禮儀、語言文字等。非遺立法的過程也是從局部的保護開始的。比如，1997年，國務院頒布《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條例》，專門對傳統工藝美術的保護作出規定；1990年，寧夏頒布了《寧夏回族自治區民間美術、民間美術藝人、傳承人保護辦法》；1993年，江蘇省頒布《江蘇省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暫行條例》等。對局部項目的保護立法是一種積極的探索，從局部到整體的過渡也逐步提上日程。

在整體性立法過程中，地方性立法與全國性立法之間的關聯非常密切。2000年，非遺資源豐富的云南省出臺《云南省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條例》，算是開了先河。此后，貴州、福建、廣西、寧夏等省區也分別出臺了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

幾乎就在地方立法啟動的同時，全國性的動作也隨之而來。其實，早在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就開始就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立法問題開展了調研。2000年，全國人大、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在云南聯合召開“全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作立法座談會”，就國家和地方立法工作進行了研討，此后逐步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草案）。2004年，草案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此后，經過反復的研討、修改，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去掉了“保護”二字，內涵更為豐富，具有里程碑意義。

以非遺法為核心，非遺保護法律法規體系日趨健全。全國29個省（區、市）先后出臺了非遺保護條例，一些市、縣出臺地方性法規，有的針對特定非遺項目出臺專項法規。據不完全統計，“十三五”期間新增地方性保護條例37部。

名錄：厘清家底，也需擠掉水分

梳理非遺名錄，厘清家底，是一項重要又困難重重的工作。

困難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技術上的，要全面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種類、數量、分布狀況、生存環境、保護現狀及存在問題，還要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以及實物搜集等各種方式，對非遺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這是一項龐大而繁瑣的工程。

浙江省是國內第一個公布非遺名錄的。2005年5月5日，浙江省公布第一批省級非遺名錄，一共64項，包括36項民間表演藝術類，23項民間造型藝術和5項民俗風情類。

有意思的是，就在當年的5月下旬，中國藝術研究院還專門舉辦了一場“國家級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申報工作培訓班”。可見，申報的熱情、困惑和問題都已經逐步涌現，亟須引導。

2005年9月，海南省也公布了第一批省級非遺名錄。

200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第三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中國申報的“中國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和中國、蒙古國聯合申報的“蒙古族長調民歌”入選。

2006年5月，國務院批準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此后，一批又一批名錄公布，有42項非遺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名冊，位居世界第一。同時，建立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體系，認定代表性項目10萬余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共有1557項；認定各級代表性傳承人9萬多人，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3068人。

成就是斐然的，但同時也引出了名錄認定中的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困難，那就是抵御誘惑、認定真正有價值的非遺項目。

隨著“非遺”逐漸成為一個金字招牌，在非遺項目的申報和認定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急功近利的亂象。比如，許多食品類的項目進入目錄，物質性很強，背離了“非物質”的原則。曾擔任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專家委員會主任的馮驥才曾感嘆：“中國那么大，每個地方的口味都不一樣，一一申報，非遺保護名錄最后就成食品大全了。”

這類亂象往往與商業利益緊密結合，不少企業、行業協會、地方政府等出于不同的利益考慮，越來越容易產生浮躁心態。因此，既要進一步重視非遺檔案和數據庫建設，也要有決心擠掉名錄的“水分”以及相關亂象，可以探索推出非遺的“退出”機制，這可能是下一步在追求數量的同時也需要去探索推進的。

利用：把握好尺度需要再次引起關注

二十年間，非遺的活化利用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與旅游產業結合，助力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成功實踐，走出了一條融入現代生活、體現當代價值、展現高質量發展新動能之路。數據顯示，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地方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扶貧就業工坊超過2000所，帶動項目超過2200個，帶動近50萬人就業，助力20多萬貧困戶實現脫貧。

其實，從單純談“保護”到提出“合理利用”，這一觀念的轉變也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在政策端也有一個嬗變的軌跡。

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及2005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主要談的都是保護，并未提及合理利用問題。

2006年第39號文化部令《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提出“利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行藝術創作、產品開發、旅游活動等，應當尊重其原真形式和文化內涵，防止歪曲與濫用”。這里面提到了對非遺進行開發利用的活動，但主要是從“負面清單”的角度提出了禁止性要求。

2011年通過的《非遺法》則在第三十七條中明確提出，“國家鼓勵和支持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特殊優勢，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開發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場潛力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這時的提法已經變成“鼓勵和支持”。

再次回顧這種觀念的轉變過程，仍然是有益的。如今，沒有人再會懷疑非遺的活化利用工作的重要性，“非遺+博物館”、“非遺+旅游”、“非遺+文創”甚至“非遺+演藝”等等都在積極推進。從單向“輸血”到自身“造血”，是一個保護傳承觀念的進步，而非遺與多產業的融合發展也正成為一個趨勢。

然而，正是立于這種時代氛圍中，倒是需要警惕過度的活化利用。尤其是一些地方將非遺與商業化捆綁得過于緊密，產生了很多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對于非遺活化利用起始就秉持的慎重、穩妥、逐步放開的態度，如今也應該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和再審視。

近期發布的《“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提出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工作方針，還是可圈可點的。

氛圍：非遺概念深入人心

一些地方對非遺的過度利用從反面印證了一個事實，即“非遺”的概念和價值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廣泛共識，形成了一種人人喜愛、向往、追求的熱烈氛圍。

這種氛圍的形成，離不開20年來各個部門、機構與社會公眾合力對非遺進行的大力宣傳。

2005年7月，鄭孝燮等11名專家學者聯名致信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倡議中國設立“文化遺產日”。2005年12月，國務院決定從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中國的“文化遺產日”，自2017年起又調整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到今年已是第16年，每年都有一個主題。

在這一天，各地都要舉行各類宣傳活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一直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2021年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文化和旅游部開展了主題為“人民的非遺 人民共享”系列非遺宣傳展示活動，各省區市舉辦的非遺宣傳展示線上、線下活動達4100多項。

其他的非遺宣傳渠道和各類活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2006年開通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陸續舉辦的中國成都國際非遺節、中國非遺博覽會、全國非遺曲藝周等重要活動，以及其他官方與民間機構舉辦的各種非遺文化展覽、演出、研討會、藝術節等等，包括每一批次非遺名錄的申報和公布，都是對非遺的一種有力宣傳，促進越來越多的人了解非遺、熱愛非遺、參與到非遺的保護傳承中。

追問與展望：路漫漫仍待求索

雖然非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一些方面還有不少需要解決的問題。

比如，傳承人的年齡普遍偏大，目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已經有了認定與管理辦法，但省市非遺傳承人認定與保護還需要更健全的制度設計。同時，一些程序化的申報流程有時會將部分傳承人“擋”在門外。比如一些少數民族的非遺傳承人既不會講普通話，更不會寫字填表，無法申報。針對這種現象，應當有針對性的普查和解決措施。

前文中所提到的過度商業化等問題，也是非遺面臨的重要問題。一些打著非遺旗號的產品缺乏真正的文化內涵，往往陷入劣質的復制、流水線化的生產。而加強非遺代表性項目、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的管理，也似乎箭在弦上。

在合理利用道路上，非遺衍生品特別是涉及文化創意類的開發周期長、投入資金大，對其產生的知識產權又很難嚴格界定并保護。現實中非遺衍生品的公共資源屬性和私有產權收益時常處于糾葛之中。

此外，雖然非遺的“覺醒”與保護已取得了很大進展，但相對于當代主流文化來說，仍然是規模小、影響力弱的“非主流”文化。許多非遺項目后繼無人，許多游客對非遺的熱情僅局限在景區里的曇花一現。

結合宏觀背景和整體形勢，從具體工作來看，未來非遺的分類保護、加強青年傳承人培養、非遺進社區、非遺序列中的傳統工藝振興、打造非遺的品牌傳播項目、推動將非遺融入國民教育體系等還是很有看點的，也會對非遺的可持續保護傳承產生長遠的積極作用；從服務國家戰略來看，非遺與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等會進行積極“勾連”，甚至也會“串聯”文旅部門正著力推進的黃河、大運河、長城、長征等四大國家文化公園，進一步深化其中的中國文化基因的研究闡釋，這應該是政策端樂見其成的。

覺醒之后的非遺，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易水文旅”（ID:T-newmedia），作者：周易水，原標題：《“非遺”二十年：一個文化保護傳承史上的“覺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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